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面对优胜劣汰、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环境和中国可能遭受瓜分的严酷现实，国人在救亡或建国问题上，很少会像今人那样血气方刚，亢奋张扬，坚持“自古以来”，寸土不让。
那个时候，主张灵活求变以保种自强的意见比比皆是。像张之洞提议与俄国密约共同对付日本，酌量划分新疆之地以酬之；像谭嗣同主张出卖蒙古、新疆、西藏、青海边缘寒瘠之地，以偿赔款并供变法之用，免受种种拖累等，都是很典型的例子。就算辛亥前顶顶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章太炎，也绝不像今人那样强烈主张寸土不让。在他看来，各民族最好“以一民族组织一国家，平等自由，相与为乐”。如果不是列强环伺可能威胁汉人土地，对于西藏、回部、蒙古，最好“任其去来也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