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世纪下半叶，陆续有零星的清国士人注意到“立宪”，但最初仅限于那些不走正途的士人，比如在科举上浅尝辄止的王韬和郑观应。他们在通商口岸和外国传教士、商人打交道，不再把“番邦”视为茹毛饮血之国。早在19世纪60年代，王韬就曾远赴“番邦”英国，注意到“君民共治”的制度。
此后经过三波冲击，立宪终于被广泛接受。
第一波发生在第一代清国驻外使节身上。这些使节最初曾把“番邦”视为化外之国，等到远涉重洋身临其境，与王韬一样，发现“番邦”更接近中国士人推举的“三代”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立宪是很重要的原因。清国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，在《日本国志》中讲述了日本立宪的过程，强调官民共同受治于法律的重要性。（“朕亲裁之立宪政体，盖谓仿泰西制，设立国法，使官民上下分权立限，同受治于法律中也。”）很久很久以后，使节再到英国，只是看到了经济发展“失调”、政治体制“失灵”、社会融合机制“失效”、思想道德“失范”，与他们的前辈相比，相去不可以道里计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