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2013年5月11日上午，我还在与社会学家陆学艺一起开会，听他慷慨陈词，申论社会科学研究对维护社会和谐、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。不想只隔了两天，5月13日，就惊闻他去世的噩耗。
1975年，我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（下称学部，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）经济研究所的两位同事一起，奉邓小平复出后组建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之命，去山西昔阳县参加 “大寨经济学”编写组。随后，学艺参加的学部哲学所“大寨哲学”编写组也来到这里。这两个写作组在1976年“批邓”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开始后都被裁撤回京了。不过，由于学艺和我同属在学部“清查‘五一六’运动”中被限制自由的“重点审查对象”，有对大寨状况实地观察得到的共同认识，还有对那时倒行逆施的共同反感，回京以后我们仍时相往来，怀着对国势的深切忧虑议论时政。此后的三十多年里，我们的研究重点不一样，但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，一直相知相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