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动中国经济最近12年增长的基本动力，可谓来自三大改革红利：一是低成本劳动力依托工业化和城市化，把中国塑造成世界工厂；二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使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在世界市场得以变现，并不可逆地融入经济全球化；三是以银行改革为主的金融改革，使中国的金融体系从可能引致经济崩溃的风险源，转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。
中国当下可能转入相对低的增长期，是因上述三大红利处于逐步消失状态。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，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弱化将是长期趋势。任何一国的全球市场份额上限铁律，致使产能过剩将是我们面临的主要增长困境。主要依赖银行体系提供融资，意味着金融资源“垒大户”以及具有创新力的中小企业无法或只能高成本获得金融服务。在更为隐蔽的层次上，过快的信贷增长实际上导致中国的债务已经处于“发散通道”——必须用14%以上的货币供应量增长才能获得8%的经济增长。虽然多数人担忧通货膨胀，但更令人忧虑的是企业盈利能力与过高的利息支出不匹配：刚性的利息支出已经增长到近7万亿元，明显快于社会融资总额的增速。利息支出与社会融资总额的比例已经上升到了45%。信用风险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