财新《新世纪》周刊2012年第47期“李庄案另一面”，对李庄案来龙去脉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。
正如法学家江平最近所说：“拿重庆来说，公安机关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，法院完全是陪衬，李庄案就说明了这个问题。”
其实，李庄案不仅涉及该案的个人，其对中国的刑辩制度乃至整个司法制度，都有深远的影响：一、 新的《刑事诉讼法》明确规定了“证据排除规则”，即通过刑讯得到的证据不得采用，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这也正是当时李庄采用的辩护思路。二、因为李庄是以针对律师的刑法306条律师伪证罪被判刑的，李庄案之后，刑辩律师大多噤若寒蝉，或改专业做民商业务，或从事教育，只有少数能与公检法机关合作的律师才敢出庭。这就造成法官、检察官和刑辩律师这个三角中，缺了刑辩律师这一角，以致极大地削弱了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。
